有钱人都作了什么？
事实上如今最应该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
遗憾的是，中国的公益性基金会十分依赖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捐赠。这一块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中要占到将近50%，在他们的光荣榜上，中信泰富的荣子健捐了5000万，刘浩清捐了4000万，曹光彪捐了1000万，这三位最慷慨的捐赠者都是香港人。在宋庆龄基金会，境外捐助更要占到70%。他们的头号财神爷是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他捐了4000万。境外慈善家通常对扶危济贫兴趣不大，他们认为这是Z*职能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更喜欢把钱捐给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但尽管如此，中华慈善总会获得的50%的捐赠来自境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30%来自境外。其实中国的富豪们也没有完全袖手旁观。据统计，90%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过捐赠行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60%的捐款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只是他们捐赠的数字与其拥有的财产相比微乎其微罢了。他们中间并不缺乏榜样。我们在各种排行榜上没有看到过上海瀛通集团老板陈伟峰的名字，但这位来自崇明岛的房产大亨，最近却一次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3000万元，创下该基金会单笔捐助的历史最高纪录，新天地老板罗康瑞只能以2000万元屈居第二。 或许比挣到一大笔钱更难的是捐掉一大笔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认为，除了心疼自己的血汗钱以外，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捐赠问题上还有其他苦衷。由于中国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仍不健全，中国富人很怕树大招风。另外，你捐了一个基金会，其他基金会知道后前来劝募，你捐不捐呢？每个基金会都有大人物领衔，你一个都得罪不起。所以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敢捐，即使捐了也不说。 如今生活在上海的法国人司徒夫，3年前由于对中国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的一笔数额可观的捐赠声名远播。他认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缺乏让富人掏钱的技巧。他们习惯于把富人们召集起来开会：“先生们，现在，有些人很可怜——” 司徒夫的忠告是：永远不要试图用悲惨故事让富人掏很多钱。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战争、死亡、饥饿、灾难、恐怖主义。要让他们高兴而不是让他们哭。因为富人总是在高兴的时候最乐意掏钱。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公益组织喜欢用舞会、盛宴、义演、义卖等让人愉悦的方式募捐的道理。 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沈海平认为，尽管大多数人做善事不为名、不为利，但如果让行善者名利双收，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善者队伍中来。
我们老百姓又作了甚么与慷慨的民营企业家相比，中国更多的是平民英雄。孙海明、宣正英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宣正英今年50岁，她的网名叫“吧吧菩”。这个网名记录了这个家庭非凡的慈善生活。6年前，他们参加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向孤残儿童献爱心”活动。举办者希望为那些可怜的孩子找到寄养家庭，让他们得到家庭的温暖，过上正常儿童的生活。为此，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愿意给予寄养家庭一定的经济补偿。报名者踊跃，但不是每个报名者都能得到机会，他们必须接受调查。只有没有犯罪记录、经济条件较好、住房宽敞、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才有资格入选。孙海明、宣正英家庭入选了。他们得到一个患有先天性脑瘫和癫痫症的4岁孤女王凯梅。她是在街上被巡警发现的。 夫妇俩后来才明白寄养一个孤残儿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星期都要为她就医而奔波，意味着每个月上千元的医药费，意味着教她会喊一声“爸爸”需要半年时间，意味着必须和拒绝接受她的幼儿园、小学没完没了地交涉，意味着宣正英满头乌发6年后变得白发苍苍，意味着她上学后每个月要丢掉30支铅笔，意味着上万次地教她念“小白兔”，她仍然只会说“吧吧菩”，宣正英的网名由此而来。宣正英并非没有动摇过。但她不会忘记这一幕：有一次，孙海明因王凯梅的愚笨绝望得躺在沙发上直喘粗气。王凯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恐惧。她抱着孙海明大哭：“爸爸，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办？”这一刻，这对夫妇知道他们和王凯梅之间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如今像孙海明、宣正英这样的家庭在上海共有400多家。他们的故事足以让那些认为中国人缺乏爱心的人闭嘴。他们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愿意付出比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和精力。祝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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